郭庆,男,1963年10月出生,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委常委、副区长;泸州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局长;泸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泸县县委书记;泸州市委秘书长,市“两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泸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2021年11月,四川省纪委监委对郭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7月,郭庆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2月,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郭庆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郭庆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21年10月23日,是郭庆58岁的生日。这一天,他独自走在泸州长江大桥上,感觉事态严重,一度产生了跳江“一了百了”的想法,但家人催他回家吃饭的电话将他拉回现实。当晚,父母、妻子和妹妹为他庆祝生日,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顿温馨的家庭晚餐后,郭庆打消了轻生的念头。10天后,满怀对组织的愧疚、对家人的亏欠,郭庆鼓起勇气到四川省纪委监委主动投案、交代问题。
从一名优秀学生到人民教师再到国家干部,郭庆曾有着令人艳羡的上进人生,但在贪欲的驱使下,沉溺于物质享受的郭庆没能坚守住自己的初心,大肆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最终亲手给自己的人生书写了一个遗憾的结局。
底线不守甘被“围猎”,在艳羡物质享乐中开始沉沦
生于书香门第的郭庆,幼年家境虽不算宽裕,但也不必为衣食而发愁。父母教书育人的经历和接济贫困学生的善举,让郭庆树立了要当一名人民教师,用知识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志向。
1979年夏天,郭庆以全县前十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在送别时,父亲指着滔滔赤水河对郭庆说,外面的世界就像这波涛汹涌的河水,很复杂、很危险,但希望你经受住考验,不忘根、不忘本。
大学毕业后,在组织的安排下,郭庆如愿到重庆一所高校任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并效仿父母用自己工资和粮票资助贫困大学生。1989年,乘着城镇化建设的东风,怀着建设家乡的初心,郭庆回到泸州工作。
一开始,郭庆积极上进,上班总比别人早、下班总比别人晚。工作几年后,表现优异的郭庆,在1994年6月2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紧握拳头,饱含深情地向党旗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忏悔书中,郭庆动情地回忆道。入党后的郭庆,更加积极努力,一步步从基层党员干部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和职务的升迁,郭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逐渐消减。当上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时,郭庆自认为副职只是协管和配角,平时签签字、把把关、开开会就可以了。当上局长后,又忙于应酬,用于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就更少。
郭庆不注重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内在的精神动力开始松懈,这又为外在的诱惑腐蚀提供了可乘之机。
据郭庆交代,随着自己职位越来越高,身边有钱有势的“朋友”就多了起来。有一次去海南旅游,有商人老板邀请郭庆去其号称上亿元的海边别墅吃饭,吃的是海外空运的高档食材,喝的是进口高档名酒,走时还用豪车相送。想着自己全家住的那套房子还不如该老板家的一盏灯贵,自己一个月工资还抵不上别人吃的一顿饭,郭庆发出了“自己啥时候才能过上这种生活”的感慨。
对物质享受产生向往后,郭庆的内心再也不能平静。同时,手握公权力,前来“围猎”他的人逐渐增多。主客观因素叠加,让郭庆在物欲里进一步沉沦。
据办案人员介绍,郭庆有两大爱好——下围棋和打网球。为了能接近郭庆,一些商人老板苦练棋艺,郭庆棋艺不高,却总能赢,甚至一些高手都败在他手下。每逢周末,郭庆去打网球的时候,都有老板带着礼品去其常去的网球场“守株待兔”,要么把礼品放在郭庆休息的座位旁边,要么直接塞到他的网球装备包里。后来,觉得太过招摇的郭庆,干脆直接不锁车门,让“老顾客们”定点投放,一场球下来,后备厢就堆了不少“战利品”。
在这种投其所好的“围猎”下,渐渐地,郭庆开始“飘”了,心中的廉洁底线步步退让。随便在酒桌上帮个“腔”、审批中打个招呼、处罚时装个“瞎子”,商人老板们就会奉上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红包,郭庆也从一开始的半拒半迎,逐渐变得心安理得起来。甚至发展到后来,要是隔些时日没收到“礼物”,郭庆还会主动给部分老板打电话“问候”,变相提醒他们。
工作霸道滥权逐利,在贪欲的裹挟下越陷越深
心中没有敬畏,行为就没有边界。“飘”起来的郭庆不再仅仅满足于在人前人后被商人老板百般恭维,在工作中,也逐渐变得傲慢起来,特别是在担任泸县县委书记,开始主政一方后,变得更加明显。
自以为工作干得好、掌控能力强的郭庆,慢慢听不进反对意见,容不下不同声音,大搞“一言堂”,由“班长”变成了“家长”。在一次项目评审会上,一名副县长对郭庆审定的项目提出了质疑,郭庆当场拍桌而起,指鼻臭骂,事后还觉得不解气,叫来副县长当面呵斥。
这种“家长式”作风还表现在明显不符合规定的项目推进上。某温泉度假区位于省级风景名胜区内,按规定需要向省住建厅报批选址和设计方案。为加快建设进度,郭庆直接安排县住建局将项目设计方案送交由自己担任主任的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审阅,并随后直接开会予以通过。由于未批先建,违规开发建设,该项目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郭庆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现在想来,我的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让自己‘飘’掉了初心,‘飘’掉了敬畏、‘飘’掉了是非。”郭庆反省。
任性用权,让郭庆养成了“唯我独尊”的霸道作风,丢掉敬畏的他,还借此为自己铺就一条敛财之路。
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开始,到工作后担任泸州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等职,再到升任副市长后分管住房和城乡建设等工作,郭庆的履历与住建系统紧密相关。长期与各类工程企业打交道的他,既懂业务政策又拥有重要权力,自然成了不少商人老板眼中的“财神爷”,郭庆也懂得其中的获利之道。
与郭庆相交甚密的商人罗某就是其中一名重要的行贿人。在为罗某开发的多个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后,郭庆先后11次收受罗某所送钱款共计163万元。不仅直接收受钱款,想发财的郭庆还与罗某一起做起了生意。
2008年,在与郭庆一起打网球时,罗某提出想办商砼站。知道这个项目很赚钱的郭庆,不想放过此次机会,便提出找罗某“借”100万元入股金,合伙经商。为了得到郭庆的支持,罗某爽快答应了郭庆的要求。在郭庆的支持下,商砼站顺利建成。随后,郭庆便将这100万元以他人名义投入罗某的商砼站,以这种“借鸡生蛋”的方式赚了500余万元。通过各种违规违纪违法行为,郭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前前后后获取的非法利益高达700余万元。
“贫穷要一点东西,奢侈要许多东西,贪欲却要一切东西。”回顾过往的人生路,郭庆才明白,贪欲就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让人欲罢不能。
经查,从2002年至2021年,郭庆利用多个职务上的便利,在房地产开发、规划调整、工程承揽、违建处罚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1247万余元,获利孳息780余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980万元。
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在主动投案后唤醒沉睡初心
工作上霸道、经济上贪婪的郭庆,在沉醉于滥权逐利带来的人生享乐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端,关于他的问题反映时有出现。
2021年初,四川省纪委监委找到郭庆谈话核实其亲属购房资金来源问题,郭庆闪烁其词,意图蒙混过关。执迷不悟的郭庆,把组织的关爱当做耳旁风,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在沉迷物欲的深渊中,对利益难以割舍的郭庆选择一条道走到黑。
此后不久,郭庆的多名商人“朋友”相继接受组织谈话,这令其忐忑不安,而与其关系密切的商人罗某被留置后,郭庆的心理防线直接被击穿。“当时手中的茶杯一下掉落,我瘫坐在沙发上,顿时天旋地转、四肢无力,感觉这下真的要完蛋了。”郭庆坦言。
虽然白天无心工作,夜晚难以入睡,但郭庆并没有选择主动交代问题,心存侥幸的他,还与他人串谋,意图对抗组织审查,甚至还搞出一些所谓的“反侦察”伎俩。据其交代,每次他都安排专人联络,人到齐后,先关门反锁,拉上窗帘,分头检查是否有录音监控设备,然后关灯用手机电筒四下照射,确认每个角落没有闪烁的红点,把所有人的手机关掉后,再围坐在桌子四周,小声地商量。
不管密谋看起来有多周密,但仍无法消减郭庆心中的不安与压力。他整日精神高度紧张,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最终,不堪内心折磨的他鼓起勇气选择主动投案。
“一开始,郭庆避重就轻,既想抓住主动投案的机会,又怕问题太大,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严厉的惩罚,就只交代了违纪问题,对违法问题只字不提。”办案人员说,但当我们解开他心中的防备,唤醒其沉睡的初心后,郭庆又积极配合,主动交代了大量组织前期未掌握的问题。
留置期间,办案人员带领郭庆重温入党初心,宣读完入党誓词后,郭庆走向墙边,抚摸着曾经立下誓言的党旗,痛哭流涕。
其后,郭庆主动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请求组织将自己的惨痛教训作为反面典型警示他人,让党员干部引以为鉴,勿重蹈覆辙。在忏悔书中,郭庆还言辞恳切地写道:“我奉劝犯错的同志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尽早主动投案,讲清自己的问题才是唯一的出路。”
作为一名曾经的人民教师,郭庆在讲台上用自己的学识,为广大学子答疑解惑,树立起一个正向的标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他却用自己贪婪的罪行和悔恨的过往,亲手刻画出一个反面典型。一正一反间,正是郭庆初心不守的人生写照。待物欲褪去,身陷囹圄,郭庆才幡然醒悟,可惜为时晚矣。
王青年,男,1961年12月出生,1979年11月参加工作,198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四川省原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仓储管理处处长,党组成员、副局长;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巡视员。2022年1月退休。
2022年2月,四川省纪委监委对王青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9月,王青年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23年3月,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王青年犯受贿罪一案,鉴于王青年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认罪认罚,受贿赃款部分追缴,在庭审中认罪悔罪,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是我自己贪欲膨胀,无所顾忌滥用权力,一意孤行走入受贿犯罪的邪路,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今年3月,在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面对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旁听庭审的1000余名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干部职工,王青年在个人陈述时悔恨不已,几度哽咽。
2022年2月16日,王青年被留置,这离他退休刚刚过去一个月。原本可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化为乌有。作为一名曾经在部队奋斗多年的热血青年,王青年在转业转入地方粮食系统后,却渐渐忘却了守粮人的初心,沉迷享乐、滥权谋私,最终留给自己无尽的悔恨。
由风及腐,曾经的上进青年沉迷享乐动摇思想防线
青年,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充满希望。恰如其名,王青年曾经也有着上进的人生。
出生于偏僻小山村的他,因父亲在外地工作,幼时由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4人,在农村靠干农活、挣工分,从生产队分得口粮生活。1979年高考落榜后,为减轻家里负担,王青年应征入伍到了部队。
由于组织关心培养,王青年两度进入军校学习深造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27载军旅生涯中,他从普通战士做起,先后担任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最终成长为正团职上校军官。
从部队转业进入四川省原粮食局后,面对新岗位新工作,一开始王青年还能兢兢业业、洁身自好。但随着职务的升迁,身边意图与其拉近关系的人也多了起来。
“当商人老板发现我性情耿直豪爽,喜欢热闹和享受高档生活时,每到周末就换着酒店请我,我也乐意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据王青年交代,这些商人老板不断地迎合他喜欢唱歌的爱好,每当把酒言欢之后,就邀请其一起出没于高档KTV,毫无节制地沉迷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放纵生活中。“我就像吸食鸦片般慢慢成瘾上道,还坦然接受,并乐在其中。”
办案人员介绍,高峰时期,王青年参加的高消费活动少则一个月一次,多则一个月四次甚至更多,从刚开始的半推半就到后面的来者不拒,甚至演变为主动要求对方为自己的高消费行为买单。据统计,王青年和商人老板们仅仅是唱歌娱乐就达到200余次,消费共计200余万元。
小节不守,大节必失。奢靡享乐之风逐渐结出腐化变质的恶果。从简单的吃请、娱乐再到收受红包礼金、滥用权力谋私,王青年的廉洁底线一步步失守。
为了“保险”起见,王青年起初只收受自认为可靠“朋友”的钱物。看到一沓沓轻易得来的钞票,王青年也曾寝食难安。但随着收钱数量的增多,他反而产生“豁出去了”的想法,变得心安理得起来。他有时还自我安慰,只要自己不损公肥私,又没伸手向别人要,在项目上又帮了他们的忙,收点钱、发点财是命运对自身的眷顾,应该是稳当的。
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麻痹下,王青年不仅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更忽视了对自身理想信念的改造和对纪法规矩的学习。对于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各种学习活动,他只满足于一知半解,既没有入脑入心,更没有外化于行。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他也无动于衷,甚至认为警示教育中的反面典型毕竟是极少数,离自己很远,自己应该不会撞到枪口上。
就这样,从一次次吃请被撬开思想防线,再到违纪破法走上不归路,王青年逐步沦为不收敛、不收手的反面典型。经查,王青年先后收受29人所送财物共计479.9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471.4万元,占比98%以上。
靠粮吃粮,贪欲和侥幸心理作祟大搞权钱交易
有利可图,商人老板才会百般讨好,掩盖在所谓“兄弟”“朋友”情谊背后的往往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粮食系统因其封闭性、专业性以及垂直性等特点,在粮食领域购、销、储重点环节及涉粮工程项目上缺少社会监督,别有用心之人从中寻找贪腐的可乘之机,不法分子找到了权力寻租空间。”办案人员介绍,王青年在粮食系统工作十余年,先后任职原省粮食局关键岗位,熟悉粮食系统相关业务,了解内部监管盲区。不法商人“围猎”王青年,无疑是看中了他手中掌握的关键权力和稀缺资源。
低温粮库作为一种新型的储粮设施,因其恒温恒湿等特性,在减少粮食变质、保障粮食品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广泛推广。
2014年,原省粮食局开展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库示范专项建设工作,由王青年所在的仓储管理处牵头负责。这原本是王青年担当尽职、守护天府粮仓的干事机遇,但抵制不住利益诱惑的他,却将此视为谋取私利的机会,向自己的商人“朋友”大开方便之门。
成都某科技公司股东邓某,是王青年落马前关系最铁的“兄弟”,也是向其行贿金额最高的人。为了帮助邓某所在公司承揽低温储备库建设项目,王青年多次在各市(州)、县(市、区)参加的粮食系统重大会议等公开场合表达对该公司低温储粮技术的信任,私下也通过打电话、组织饭局、调研考察等方式向粮食储备库相关负责人进行“担保式”举荐,使得该公司顺利取得低温储备库建设项目。
王青年交代,他认为邓某能干、体贴、讲义气,“对于此人的请求,我毫无原则地有求必应、言听计从,俨然成了这名销售经理手下的得力干将。”如此这般的倾力付出,当然也换得不菲的“回报”。从2013年至2021年,王青年23次收受邓某现金达122万元。
不只是低温粮库建设,作为掌握全省粮食仓储工程等项目审批大权的仓储管理处处长,王青年在全省粮食仓储监督管理和政策制定上也具有很大的话语权。
在日常储粮实践中,除进入各级粮库进行保管的粮食外,还有一部分粮食以分散的形式储存在农户家中,因量小分散、技术条件有限,这部分粮食往往损耗较多,各级粮食部门在农用储粮器具推广应用上下了很大功夫。
在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建设工作中,原省粮食局在相关项目招投标前置条件中新设“生产监制证书”准入制度,旨在加强行业监管,保障该项惠农器具生产工艺规范,产品安全有效。
然而,在审核办理生产监制证书的过程中,王青年却擅自运用手中的权力,将是否贿送“好处费”作为评定第一批取得生产监制证书企业的唯一“标准”。经查,2012年7月原省粮食局公布的第一批取得生产监制证书的7家企业,均存在向王青年贿送现金、购物卡等问题。仅此一项,王青年的涉案金额就达207.2万元。
2016年,担任原省粮食局副局长后,由于不分管具体的粮食项目建设工作,王青年也想过就此收手。可他此时早已与商人老板们深深捆绑在一起,既没有坚定的决心,更割舍不下潜在的利益。
贪欲和侥幸心理作祟下,他依然把权力作为享乐和捞取金钱的资本。“甚至还利用职务影响,不遗余力地为商人老板承揽项目、催账收款。逢年过节照例在收受钱物,搞权钱交易。”王青年在自我剖析时写道。此时,他已彻底坠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深渊。
上行下效,“关键少数”失范带坏系统行业风气
作为全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关键少数”,王青年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不仅让自己身陷囹圄,更给全省粮食系统政治生态和行业风气造成极大破坏。
向王青年行贿的29人中,公职人员就有12名,涉及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基层粮库负责人,宜宾市叙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徐钢(另案处理)就是其中一员。
2021年11月,迫于四川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强大震慑,徐钢主动投案。“单次收受的好处费从10万元到20万元,一个米箱全部是钱。”徐钢交代自己的贪腐行为时说。
在此之前,为了争取更多项目、谋求更多利益,徐钢一方面滥用职权给自己创造“捞钱”的机会,另一方面向其上级领导——王青年行贿。从2011年到2019年,徐钢每到年底,便打着“拜年”的旗号,先后9次送给王青年现金共计8万元。在低温粮库建设方面,王青年给予了徐钢特别关照,其中一个项目就达800万元。
这种公职人员打着“拜年”旗号向王青年送钱的行为并不鲜见。据办案人员介绍,通过剖析王青年收受公职人员所送现金情况发现,虽然单次金额不高,一般是一两万元,但因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发生频次高,在潜移默化间助长了粮食系统内不良风气的滋生蔓延,原本应通过公平公正程序推进的粮食仓储项目建设,却在王青年这里变成私相授受的利益交换,影响十分恶劣。
粮食系统本就具有封闭性等特点,加之内部制约机制不健全,领导干部决策权过大,极易将自己的私欲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滋生腐败,甚至上行下效形成“抱团式”腐败。据统计,从2014年至2021年,王青年在春节等节日期间,先后收受粮食系统下级部门、国有粮库等相关负责人以“拜年”等名义所送现金达44万元。
“那时,我已被金钱蒙住了双眼,利欲熏心、底线尽失,贪欲之于我正如癌细胞般疯狂吞噬自己的肌体,直至转移到全身无可救药。”王青年在忏悔中写道,他全然忘却了自己党员干部的身份,背离了入党初心和事业初心,使自己一步一步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犯下致命错误。
在组织的教育挽救下,王青年最终幡然醒悟,请求组织将自己列为反面典型,让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其为镜鉴。对于一名曾经的守粮人而言,这样的警醒是王青年初心蒙尘后的再度唤醒,只是时间来得太晚、代价太过沉重。
2019年,与演晓刚共事的两个“搭档”先后被查处。发生在身边人身上的惨痛教训,足以给时任县委书记的演晓刚敲响警钟。但遗憾的是,演晓刚并没有引以为戒。一直到2020年春节,他仍在肆无忌惮地收礼敛财,完全视警示教育为无物,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2020年11月11日,演晓刚在陕西省西乡县委书记任上接受审查调查。次日上午,秦风网发布该消息。
从民办教师到党员领导干部,再到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演晓刚走上违纪违法之路,不仅有权力失控、监督乏力的因素,更是丧失理想信念、“三观”严重扭曲所致的恶果。2021年5月,演晓刚被“双开”;同年7月,其涉嫌受贿罪、贪污罪等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人生中的苦与乐、悲与喜,在这一刻,全部落幕。
一场真实的戏
演晓刚是汉中本土官员。从1980年参加工作,到2020年落马,40年间他辗转城固县、勉县、西乡县三地。
城固县是演晓刚的故乡。高中毕业后,他回到这里当了3年民办教师,后来有幸进入当地一所师范学校深造,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先后前往多个偏远乡镇履职。2002年12月,演晓刚调往勉县,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4年后,演晓刚再度易职,前往西乡县工作。
西乡县是演晓刚仕途的关键一站,也是重要转折点。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茶乡”的陕南小县城,他工作了14年,先后担任组织部部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
公开资料显示,西乡县常住人口30多万,茶园面积36万亩。初到西乡县任职,演晓刚立志干一番事业,工作尽职尽责,干事勤勉努力。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茶产业,被当地茶农称为“茶叶书记”。
在茶产业之外,演晓刚还将目光放在工程项目建设上。他一方面在未经科学论证的情况下频频上马一些不切实际的“大项目”“大工程”,另一方面又在重大项目决策、招投标、资金拨付等环节为不法商人提供帮助,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
担任组织部部长后的第一个春节,当地一商人以“拜年”之名,送给演晓刚2万元现金。因为对对方比较了解,演晓刚并未考虑太多,坦然收下了这笔钱。几年之后,这个商人希望演晓刚出面解决工程款拖欠问题,先后两次给演晓刚送钱,都遭到拒绝。
为了取得演晓刚的信任和好感,2017年1月,这个商人在演晓刚母亲的葬礼上,以孝子之名跪拜行礼,上演了一场真实的戏。“那一刻,我被他用友情的方式击倒了,认可了他。”演晓刚在忏悔书中坦言,他的思想防线正是从担任组织部部长后开始松动的,“各种老板开始找我交朋友,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让我走上不归路。”
2021年6月8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称,演晓刚在任西乡县委组织部部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违规收受多名私营企业主所送合计50.8万元的礼金、1.6万元的购物卡、4根共计500克的金条、1块手表、1块蜜蜡、2盒冬虫夏草;先后多次接受某私营企业主在家中安排的宴请;2016年国庆、2019年春节期间,演晓刚应私营企业主邀请,到四川、云南、深圳等地旅游,其间产生的费用均由私营企业主承担。
“尽管演晓刚被查来得突然,却并不意外。”西乡县一名干部介绍,演晓刚处事圆滑,很和善,也很亲民,但其深谙项目运作的奥妙和门道,“这些实则都是他在搞投机,搞形式主义。”
连党内组织生活,演晓刚都是在做样子、走过场,玩“虚把式”。“随着职务的提升,应酬多了,学习少了,形式主义多了,深钻细研少了。”在留置期间,演晓刚自我剖析道,他参加过很多理论培训,大概意思也都知道,因此产生了对党的理论学习的厌倦和懈怠,“在岗位上干了一点事,就自满,就放大自我价值,政绩观在向以我为中心倾斜,自我欲望在膨胀。”
党性修养需要不断锤炼。正因为长期忽视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演晓刚的理想信念出现了动摇,思想随之堕落变质。2018年,演晓刚在中央党校参加县委书记培训班期间,还在收受企业老板的礼金。
一个生僻的姓
“演”姓,算是一个生僻姓氏。与此相反的是,演晓刚却熟稔权力运作的规则,在大权独揽带来的快感中,将权力变现演绎得淋漓尽致。
时间回到2002年,这一年,38岁的演晓刚出任勉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在勉县武侯祠内,有冯玉祥将军书写的一副楹联,其上联是“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为官者,身负国之“大任”,民之所托,心里更要时刻装着“谨慎”二字,慎独慎微、慎言慎行。
演晓刚却将“不伤公、不伤贤”6个字视作人生格言,每遇行贿者,他都用这“六字格言”来掂量权衡,并作为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在演晓刚看来,只要是躲在他人身后,只要收的是“知根知底”的老板和同事的钱,便可瞒天过海。
“何等愚蠢!”他写在忏悔书中的这4个字,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2012年7月,西乡县遭遇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被山洪冲毁,县城交通一度中断,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是演晓刚担任西乡县县长的第2个年头,这个“新县长”置受灾群众于不顾,竟然安排他人从政府下拨的灾后重建项目资金中套取了70多万元,给自己买了一辆“垂涎已久”的轿车。
在买车的整个过程中,演晓刚正是用这“六字格言”来宽慰自己的。“自己掌管着财政审批权,既想要公众形象,又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轿车到手后,演晓刚不敢明目张胆地开,他将车登记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名下,并开回了城固县老家,打算供自己退休后使用。
公与私如同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私字大了,党性就弱了;公字小了,杂念就多了。混淆公私、损公肥私,既为老百姓所不容,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
2016年5月,在西乡县工作10年后,演晓刚履新西乡县委书记。“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县委书记承担着县域基层治理的重任,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对县委书记来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关系着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018年下半年,一个与演晓刚交往甚笃的商人,希望演晓刚帮忙催要政府拖欠多年的工程款,并承诺事后给予重谢。演晓刚知道对方向来出手阔绰、行事大方,立刻以“回应民营企业诉求、保障民营企业发展”为理由,亲自出面协调督促。事后,对方给演晓刚送来102万元作为感谢费,这是演晓刚受贿款项中数额最大的一笔。
演晓刚在忏悔书中说,对方给他感谢费,是对他权力的一种肯定,“建设诚信政府,是我的岗位职责。再者是他感谢我,而不是我主动索取,既不侵占公共利益,又不伤害他人利益。”这当然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想法。事实也证明,当演晓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心中无敬畏,行为无底线,不惜动用公权力来满足自己种种私欲时,最终只能是作茧自缚。
颇为讽刺的是,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个月,演晓刚还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带领县上部分干部,前往“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河南省兰考县考察,并提出要借鉴兰考经验,深化全县干部作风建设。
一个迷失的人
在西乡县,靠运输业发家的西乡籍商人朱某某的“名气”,要远远大于演晓刚。
据媒体公开报道,自2003年起,朱某某及其团伙在西乡以及周边地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不法行为,从事非法采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违法犯罪活动,长期垄断西乡县的砂石和商砼市场。
2018年,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范围的展开,朱某某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逐渐浮出水面。2019年5月23日,朱某某被批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朱某某一度靠着投身慈善事业,获取过诸多社会荣誉,与演晓刚多有交集。演晓刚本人也多次出席过与朱某某有关的活动。虽然在开会时,演晓刚大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义,但私底下却与朱某某过从甚密,在城建项目申报、商砼站建设等方面,不遗余力给予对方支持。
事实上,朱某某霸道、高调、跋扈的做派,演晓刚并不是不了解,之所以“不顾人民群众情感,放弃底线”,选择“睁只眼闭只眼,与他们沆瀣一气,成为他们的帮凶”,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上变质、政治上蜕化所致。“我收受其财物达110多万元,为其坐大成势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他在忏悔书中写道,人民赋予的权力是用来服务人民的,而自己却是在为黑恶势力服务、站台,充当“保护伞”,“我愧对茶乡父老乡亲的期待和重托。”
朱某某落网后,演晓刚仍然企图蒙混过关。他非但不主动投案,还装模作样积极配合专案组开展工作,向全县的科级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以两副面孔示人——这正是他的“演技”所在。他的目的很清楚,“我也在自我梳理,但我是为了提前准备,想好对策。”
在落马的两个多月前,演晓刚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班子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在会上,他提出,“全面对标自查,深刻剖析反思,不断增强各类问题整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此时,关于演晓刚的举报早就在西乡县广为流传了。但演晓刚还是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做的事隐藏得很好,组织不会查到自己头上。
2020年11月11日下午,省纪委监委向演晓刚宣布了组织调查的决定。那一刻,演晓刚的大脑一片空白,“问题是掩盖不了的,现实还是来了。”
宗文,男,1968年10月生,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黔灵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开阳县委常委、副县长,开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开阳县委书记;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市白云区委书记;铜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保留正厅长级)。
2021年10月,宗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2年4月,宗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2年5月,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将宗文涉嫌受贿罪一案依法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2岁大学毕业,27岁担任副乡长,36岁任县长,38岁任县委书记,47岁任正厅级干部,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宗文的仕途可谓顺风顺水。然而,本应有所作为的宗文却辜负了组织的关心、培养和重用,放纵自我、肆意妄为,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成为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家风败坏于一身的腐败典型,教训沉痛、发人深省。
热衷“政绩工程”,执行决策部署跑偏走样
急功近利、贪大求洋、好大喜功,热衷上马“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是不少干部群众对宗文的评价。
政绩观扭曲,是宗文严重违纪违法事实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了短期利益,为了显现政绩,他好高骛远,盲目投资,急于求成。在担任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宗文不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安排部署精神,在贯彻落实过程中打折扣、搞变通,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从近些年查处的典型案件看,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打造“软政绩工程”,如有的热衷于培育典型模式,而实际工作并无太多亮点;有的热衷于借助外力,把当地的一些做法总结成所谓“典型经验”进行宣传,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捞取“政治资本”。诸如此类的“软政绩工程”,与真正形成工作亮点、总结工作经验背道而驰,其实质是为领导干部自己的升迁“造势”。宗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为了打造自己的“软政绩工程”,盲目追求“高档化”,花费上千万元聘请某国际咨询公司制定开发投资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相关子规划,这些规划未经科学论证、不符合公司发展实际,最终未能落地。
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是每名党员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可宗文却不把生态环保工作当回事,背离“绿色”要求,践踏生态底线。宗文领导的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水务公司5个污水处理厂,有3个运行不正常,甚至有的污水处理厂平时停运,迎检时运行,这是典型的应付检查装样子,罔顾公司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
为了捞取个人政绩,宗文偏离“集合要素优势、节约生产成本”要求,拍板决定投资上亿元修建32万平方米新能源汽车厂房,但投入使用仅12万平方米,大部分闲置。他一味追求这些形象“高大上”,垒盆景、博眼球的工程,不仅丝毫没有推动实际工作,还浪费了大量国家资财和公共资源。为了在项目观摩会上博人眼球,宗文安排下属子公司斥资上千万元打造项目观摩点,观摩后长期闲置。种种举动不惜浪费国家资财,不为公司谋发展,最终风风光光上马,冷冷清清收场。
作为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宗文不安排制定党委议事决策规则,不落实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走过场,把公司变成不受集体领导和监督的“私人领地”,打着“拓展市场战略”的幌子,借助国有平台公司大搞资本运作,违规借贷、超额融资,盲目对外投资8支基金,其中7支亏损,造成国有资本巨大损失。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宗文大搞面子工程折射出其政绩观、发展观的扭曲错位,归其根本在于党性原则出了问题,党性立场站不稳,行动上就会走偏,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痴迷金钱物欲,面对利益丧失原则底线
政治上离心离德、行动上阳奉阴违,经济上必然腐化堕落。宗文政绩观错位的背后,还隐藏着利益输送,他大肆从这些盲目推动发展的项目和融资行为中攫取利益,变着花样搞腐败,大搞权力与资本勾连。
任贵阳高新区、白云区以及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一把手”期间,宗文把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欲,置党和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和资金安全于不顾,与不法商人勾连暗合,慷国家之慨、谋一己之私,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金融管理秩序。
担任贵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期间,宗文滥用职权,违规干预行政审批事项,帮助某私营融资担保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为该公司进入融资担保行业发放“通行证”,还违规插手银行机构对该公司担保授信额度审批。他还推动下属国有担保公司与该公司合作,帮助该公司贴上国资背景的标签,为其铺平融资道路。宗文先后从中收受该融资担保公司贿赂530余万元。而该融资担保公司在宗文的特别关照下,披上“合法外衣”行非法之实,大肆骗取银行贷款,并将款项用于高利转贷、盲目投资、奢靡消费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宗文反省自己是“三昏干部”,即利令智昏、权令智昏、“情”令智昏。对融资担保公司,为什么他愿意帮?为什么他能够帮?为什么他敢帮?实则是面对利益、面对诱惑,他丧失原则底线,甘愿被“围猎”,最根本原因就是其丧失理想信念,搞公权私用、权力寻租。
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本该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尽心尽力,而宗文却搞设租寻租,勾连资本管理公司,依附基金投资敛财。2016年至2018年,宗文应某教育投资公司负责人陈某请托,擅自安排贵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贵安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组建高科教育基金投资某医学院,出资组建启辰教育基金投资某国际学校,上述2个项目至今都未能在贵安新区落地建设。而宗文以投资为名,累计向陈某索要上百万元。
同时,宗文勾连金融证券公司,依附债券发行捞钱。为攫取个人利益,宗文独断专行,在贵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债券发行中,未经招投标程序,私自增加交易环节,安排特定关系人作为居间介绍人,私自指定某证券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以业务返点方式收取贿赂,增加了公司债券发行成本,损害了国有企业利益。
亲情友情异化,风腐一体大搞家族腐败
宗文自27岁担任副乡长后,就开始迷恋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在吃喝玩乐、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中,宗文一步步丧失原则底线,腐化堕落的种子在内心疯狂生长,思想蜕化变质,纪法底线失守。
宗文第一次收受大额贿赂时也曾担惊受怕。在担任开阳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期间,一个矿老板送他20万元,宗文最初是忐忑不安的,可这样的紧张情绪并没有阻止他内心的贪念,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从开始的日常吃吃喝喝,到后来高档会所迭代升级的消费;从开始收受几万元礼金的惴惴不安,到后来一次收200万元也心安理得;从开始时对一瓶酒一包烟的婉拒推辞到后来名贵服饰、巨额财物等来者不拒……宗文小节不守,大节不保,一步步从不正之风陷入腐败深渊。
正是由于生活腐化、奢靡享乐,自身失德、自身不正,宗文自然底气不足,对家属不敢管不敢教,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他放纵妻子利用自己职权和影响谋利,帮助妻弟承揽工程项目,共享利益,亲情变味变异,形成家族式腐败。
对于妻子的要求,宗文有求必应。正如宗文所言,“我对她有很大亏欠,她就寻找金钱的保护,所以我们整个家风就形成了围绕金钱在转,家风的败坏使家庭走向堕落,演变为家族式腐败。”
为了帮助家人谋私利,宗文肆意妄为、疯狂敛财,绞尽脑汁逃避惩处,妄图通过代持股份、高价收购、炒股分红等方式,为违纪违法行为披上“隐身衣”。
应妻子要求,宗文利用职权为妻弟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接铝幕墙和门窗工程等提供帮助,而妻弟再将所获收益与宗文夫妻共享。亲情关系俨然演变为一种用金钱、欲望来连接的腐败关系,宗文手中的公权力已异化为家族谋利的工具、挥霍纵欲的资本和官商勾结的筹码。
为规避监督,宗文与妻子充当“影子股东”,出资让其岳父代持入股某公司,退股后从中获利。不管是“影子股东”还是“影子公司”,实际上都是穿上了各式各样“马甲”的权钱交易。
近年来,贵州省委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本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搞关联交易。宗文却以亲情为链条,以政治资源支配其他社会资源,通过施惠于商人,暗示给予其家属利益,使家族成员充当掮客。
宗文的特定关系人经营的某会所严重亏损,为帮助其甩掉“包袱”,宗文提出让管理服务对象文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方式收购该会所,通过交易形式收受文某贿赂。
为了满足对金钱的欲望,宗文还借帮助朋友的幌子谋取利益,忘记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本分,忘记了亲清政商关系。应某药业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某某请托,宗文利用职务便利,为何某某实际控制的3家公司取得工业用地、获取国家扶持补贴等事项提供帮助,并假借炒股分红之名,收受其送上的贿赂。这个何某某,正是宗文口中的“好友”。“我们两家算世交,她母亲和我母亲非常熟悉,关系比较亲密。我看中她家有钱,想得到她家的好处费,把她家当作‘钱袋子’‘提款机’。”宗文交代的内容,足见其利欲熏心的程度。
透过宗文案可知,领导干部如果小节不守则大节必失,自身不正、家风不正,所坚守的原则就容易失守,底线就容易被突破。一些严重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蚕食公共资产,不仅为自己谋取私利,还为家族、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然而最终的结局,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酿成家庭悲剧。
2022年5月,宗文涉嫌受贿罪一案,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宗文利用担任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宗文忏悔录(节选)
我被审查调查以后,经历了恐惧、挣扎、痛苦的阶段,心里何止一个悔字能够形容。自己从一名普通干部到县委书记的岗位,一路走得太顺,缺乏逆境的考验、曲折的摔打、党性的磨炼,意志品质脆弱,内心世界不够强大,有时候内心里的“大我”被“小我”挤到旁边,理想信念缺失,根和魂不在,小我驱使自己更向往权力和金钱。
本来在组织的信任下,我在铜仁、贵安都可以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我却和组织的希望背道而驰,和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背道而驰,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加放纵自己的欲望,更加追求金钱物欲的享受,更加追逐名利的虚荣,理想信念丢失,初心使命不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崩塌。
一个人抛弃家庭,夜路走多了,“下水道”爬久了,离阳光会更远,离正能量会更远,精神空虚,内心黑暗,灵魂肮脏,一身臭气,就像一只老鼠一样会人人喊打。
为什么我在铜仁,尤其在贵安工作阶段会更加堕落、更加腐败,会全面崩塌?为什么自己会在贵安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一个反面典型?我心在滴血,也在反思:
一是侥幸心理快速膨胀。在贵阳高新区工作期间,自己大搞腐败、大肆收受钱财,好像没有被察觉,自己的侥幸心理进一步快速膨胀,更加胆大妄为,更想利用职权,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奢靡追求。
二是对党纪国法毫无敬畏之心。随着职务的提升,随着权力的增大,自己的党性修养没有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没有提高,而是更加腐败,更加向往金钱的满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高压态势下,不收手、不收敛。和家人在搞腐败,和自己的同学朋友也在搞腐败,腐败无处不在,简直是触目惊心。
三是“三观”不正,走向全面崩塌。为了追逐名誉、追逐权力、追逐地位,为了追逐欲望、追逐享乐,自己“三观”扭曲,也带来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的全面崩塌。自己没有根据贵安实际,艰苦奋斗,艰苦创业,而是贪大求洋,急功近利;自己在抓产业,抓项目的时候,不是静下心来打基础,谋长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是注重表面,注重形式。自己为了个人私利,影响和破坏了贵安的政治生态、发展环境。
四是丧失理想信念。当自己信仰缺乏,理想信念不坚定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泛滥,权钱的欲望自然占据了上风,填满整个内心,行为上自然就大肆敛财,追逐名利,违纪违法,走向人生的反面,走上歧途,步入深渊。
我就是一个“反面镜子”,希望大家以我为镜鉴,走好人生每一步。
俞福达,男,1961年11月出生,浙江省岱山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曾任该县东沙镇党委书记、镇长,县发展计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2019年1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2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我所犯的这些罪行是我理想信念不坚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自我意识膨胀、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所造成的。我认罪、悔罪……”此时的俞福达幡然醒悟,他数十年如戏般的人生就这样黯然落幕。
阴阳“两面人”,搞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俞福达出生在普通农家,自称“祖辈无官,门衰祚薄”。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一名农村教师成为了岱山县政府办秘书,自此走上从政之路。多年的从政经历让他养成了谨慎的性格,其内心却并非如此,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领导干部需要良好的形象,俞福达对此深以为然。明面上,他正直、清廉,对不熟的人送上门的财物一一严词拒绝;私下里,却贪婪成性,对“靠得住”“信得过”的人送的礼品礼金来者不拒。而俞福达切换“双面”形象的标准就是交情。他认为交情浅的人送礼风险大、不安全,拒绝是最好的选择;交情深的是自己人,口风紧又隐秘,不会出问题。
俞福达的“两面”形象还表现在多个方面。
据审查调查人员介绍,他在担任岱山县委政法委书记时,经常要听公检法等政法机关的工作汇报,表面上“什么都懂”,实际上却是个“无知”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学习只是挂在嘴巴上,学习任务来了有工作人员帮我学,根本不用自己学。”以至于在党的六项纪律提出多年后,他仍然不知其为何物。这也为他走上违纪违法道路悄悄埋下了隐患。
2019年夏天,浙江省委巡视组进驻岱山后,曾对俞福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了解。此时的俞福达苦思冥想应对之策,将政治上的“两面人”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他主动配合,“知无不言”,为了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无辜”,甚至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暗地里,他却叫来学会计核算的亲戚,将其家庭所有账户流水进行分类核算,他再逐笔想好说辞;请亲戚朋友分批次到家中领取其库存礼品,不便带走的直接扔进小区垃圾桶;与利益相关人串供,并时不时提醒他们“如果(我)被组织调查了,千万不要承认和我之间的关系”……
形成“弟子圈”,上演权钱交易戏码
2000年8月,俞福达转任岱山县东沙镇党委书记、镇长。书记、镇长“一肩挑”让他成了东沙镇所谓的“大当家”,别人对他的“积极回应”,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让他渐渐膨胀,抵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开始追求低级趣味,贪图享乐,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慢慢放松了警惕。
2005年,俞福达担任岱山县副县长,分管工业领域。看中其手中权力的不法商人逐渐多了起来,烟酒、购物卡、名牌包等送上门的“小意思”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职务的晋升、话语权的增大让他愈发飘飘然,不断上演一出出权钱交易的戏码——
2010年至2013年间,老板方某因公司资质不符等问题在贷款上出现了问题,俞福达利用职务之便,为方某在融资担保和土地购买等方面提供帮助。在俞福达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人抓住把柄、急需用钱来摆平时,便第一时间想到了方某。方某心领神会,慷慨解囊20余万摆平此事。
2018年底,老板叶某经营的船舶公司破产后,俞福达为叶某在案件执行方面说情打招呼,先后收受其19万余元。
……
不仅如此,有人还了解到,曾经的教学经历让俞福达颇为享受“老师”的身份。一些党员干部、商人老板便投其所好拜其为师,相互之间则以师兄弟相称。久而久之,俞福达身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弟子圈”。
戴某(已被查处)是俞福达的“弟子”之一。为拓展公司业务,戴某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俞福达,一来二去,慢慢进入了俞福达的“弟子圈”。在俞福达担任县领导后,他将戴某安排到了岱山县驻杭州市办事处工作。名义上戴某成了国家工作人员,但实际上他却当起了“挂名”干部,一边全身心经营着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一边堂而皇之地“吃空饷”。有了“俞老师”撑腰,戴某几乎垄断了全县的医疗器械业务。
商人朱某也是俞福达所谓的“弟子”。每逢公务出差、出国,“俞老师”都会叫上朱某一起。澳大利亚、巴西、法国……朱某如影随形,甘当“俞老师”的“移动钱包”。
就这样,俞福达在权钱交易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弟子”们的吹捧和服务;作为回报,他用手中权力为“弟子”们在职务调整以及税收返还、土地审批、融资担保等方面提供帮助。
虚荣心作祟,扮演“文艺清流”
当过教师的俞福达从政后仍然保留着写作爱好,时不时喜欢写一些诗歌、散文。“身为领导干部,如果还能出版几本个人书籍,一定能成为文人清官的典范。”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俞福达萌生了出版散文集的念头。然而,出版书籍并非易事,他便打起了通过购买刊号、自筹出版费用的方式出版书籍的主意。
有了这一念头后,俞福达一方面授意下属黄某每年购买海鲜礼包赠送给相关出版社和编辑,借此打点关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入了浙江省散文学会,并当上了副会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解决了费用问题,出版书籍就水到渠成了。
在其第一本个人书籍出版前夕,俞福达在北京举办了新书出版研讨会,邀请了一众“亲朋好友”到会捧场。会后,他欣然接受下属黄某为其支付3万余元研讨会费用。俞福达还利用职权要求岱山相关局办与浙江省散文学会签订合作协议,使后者获得相应合作资金。在出版其第三本散文集时,省散文学会给予其3万元资金支持作为回报。就这样,俞福达在各方“支持”下相继出版三本书籍。
他深知,正是因为其县领导的身份,才能促成这些事情。他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爱好买单,公和私之间没有了界限。
“(你说我)失去的东西多吗?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其实,失去自由了,也就是意味着失去一切了……”如今,俞福达后悔不已。
量纪量法分析
2019年11月,根据浙江省委巡视组移交的线索,舟山市纪委监委启动对俞福达有关问题线索的初核。根据初核情况,舟山市纪委监委于同年12月依规依纪依法对俞福达立案审查调查,并按程序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经审查调查,俞福达存在以下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
在违反党的纪律方面:俞福达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转移涉案物品,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接受旅游活动安排;违反廉洁纪律,搞权色交易;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违反生活纪律。俞福达前述有关行为,亦构成职务违法。
在涉嫌犯罪方面:俞福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俞福达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政治意识淡漠,目无党纪国法,贪图享乐,生活腐化,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给予俞福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2020年4月,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检察院向定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纪法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第五十五条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要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第八十八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第一百一十条 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
第四十五条 监察机关根据监督、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如下处置:
……
(二)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
(四)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俞晶晶 邱洪周)
何发理,男,汉族,1954年1月出生,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干部;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正处级);省林木种子公司经理、省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省环境保护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2017年3月退休。
2021年3月,何发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陕西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10月,何发理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22年4月,何发理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何发理案是陕西省近年查处的生态环保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件,其本人也是退而不“休”搞腐败的典型代表。在职时,何发理把手中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退休后,何发理仍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甜头”,大肆收受财物。权力的余温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安逸,但贪婪地伸出“黑手”终会付出沉重代价。
亲清不分,丢掉质朴本色
何发理出生于1954年,他曾用“农家出身、孤身进城”形容自己早年的境遇。1977年,何发理大学毕业,本打算回洛川老家当一名果树技术员的他,赶上统一分配工作,顺利进入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凭借农家子弟身上的淳朴本色和实干精神,何发理多次被委以重任,年仅30岁就被任命为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成为正处级干部。
在组织的培养下,何发理的岗位越来越重要,先后出任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正处级);省林木种子公司经理、省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1992年,38岁的何发理被提拔为省林业厅副厅长,成为当时全省为数不多的副厅级年轻领导干部之一。
职位的升迁使得何发理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2003年3月担任省环保局局长后,何发理很快成了一些不法商人重点“围猎”的对象。他们以金钱开道,竭尽所能与何发理拉关系、攀感情、套近乎。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让何发理有些飘飘然起来。他心中的天平不断失衡,开始追求看似更加“光鲜”的奢靡生活。“吃点喝点成了习惯,拿点用点成了自然,一步步走上不归路。”何发理在忏悔书中坦言,一些商人老板大把大把花钱、大手大脚消费,一方面撕裂着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吊着他的胃口,“对老板们的礼金红包来者不拒,想给子孙留点‘家当’。”
价值观出问题,根子在拜金主义和奢靡享乐思想。“看着商人老板们住别墅、开豪车,一掷千金消费,无形中触动着我的神经,使我骨子里的朴实品格开始软化,把自己混同于不法商人,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何发理交代说,从一开始接受吃请,到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再到收受上百万元的房产,他来者不拒、习以为常,甚至到退休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任由私心蒙蔽了初心,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与何发理相交甚密的商人索某就是较为重要的一名行贿人。早在担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期间,何发理便与索某相识,当时,索某的公司打算承包一块林场搞木材采伐,需要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增加指标,在何发理的帮助下,索某顺利拿到指标。
两人越走越近。“他看我办事果断,肯帮忙,便逢年过节都送上礼品礼金。”2003年,何发理生病住院,索某跑前跑后帮忙找护工、联系医生。这种“情感捆绑”让何发理深受感动,“我感到他理解人,靠得住,值得深交。”此后,在得知索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牟利时,何发理也予以默许。
据统计,何发理先后收受索某所送人民币507万元、美元3万元,以及一辆价值50多万元的越野车。其中,何发理在2011年以购买商铺为名,单笔便向索某索贿500万元。“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让我的廉洁防线全面失守。”何发理被留置后才醒悟过来,商人的投资总是逐利的,他们即便不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做事,但打着自己的“旗号”去找相关部门要求给予关照,有时也是管用的。
自走上领导岗位,何发理的父母就经常教育他,“别人的东西不能要”。何发理说,两位老人虽然识字不多,但一辈子勤劳知足、诚实善良、不奢不贪,而自己却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丢掉质朴本色,“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和重托,对不起父母。”
底线不守,治污者变成“污染源”
渭河被誉为陕西的“母亲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以造纸厂为主的工业污染源,严重破坏渭河流域陕西段的生态功能。
2004年,陕西全面启动渭河治污计划,工业污水排放量超标成为整治重点。在媒体当年的报道中,时任省环保局局长何发理用“关、建、治”三个字,畅谈自己的治理思路。所谓“关”,即关停不符合标准的造纸企业。
事实上,这不过是何发理搞的一套“双标法”。在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问题过程中,何发理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罔顾省委省政府关于渭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部署,一面以“雷霆手段”关停未给其行贿的高污染企业,向外界释放“不手软、敢下茬、下硬茬”的决心;另一面借“环保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之名,对与自己有利益勾连的企业“大开绿灯”并任其继续污染环境,在全省环保系统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西安市一家大型造纸厂因长期违规排放工业废水,被责令停业整顿。从2004年到2008年,该厂负责人郝某多次请托何发理协调办理排污许可证、延长整改时限,先后送给何发理130万元。为了给该厂造势,利令智昏的何发理甚至将全省造纸企业座谈会安排在该厂举行。在何发理的带头宣传和纵容支持下,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对该厂严重排污问题置若罔闻,未对其进行处罚,且默许继续扩大产能,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2007年,陕西另一家造纸厂同样因长期向渭河流域排放污水,被责令限期关停。为得到何发理的关照,该造纸厂负责人高某先后送给何发理120万元现金和200克黄金。
环境监测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何发理在陕西环保系统任职期间,全省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增加之势。其中,2003年后渭河干流水质污染逐年加重,特别是2010年至2012年间为重度污染,渭河流域生态环境遭持续性破坏。
不仅如此,何发理还将“黑手”伸向了新型环保能源领域。2005年,在何发理的支持下,西安某能源科技公司成为陕西省唯一一家经省环保部门认可研发甲醇汽油的公司,其产品在全省范围推广使用。这个“独门生意”让这家公司赚取了丰厚利润。2012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将西安市高新区一套300多平方米的住房送给何发理。一直到何发理退休的前一年,他还收下唐某所送的两套位于三亚市的房产。
生态环境被破坏的背后,更为严重的是被损害的政治生态。何发理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庸俗化,变为简单的金钱利益关系,通过插手人事安排疯狂敛财。经查,2004年至2015年,何发理分别为15人在环保系统晋升职务、调动工作以及安排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200余万元。
正是何发理这种滥权妄为的行径,搅乱了陕西环保系统的选人用人风气。在其担任省环保局局长、省环保厅厅长的10年间,一些基层环保部门和下属企事业单位干部为了同何发理维系好关系,以“拜年”等名义送其礼金共计112万元。
作为陕西省生态环境的“守门员”,何发理无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职责,用人民的“绿水青山”换取自己的不义之财,从治污者变成“污染源”,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风气、破坏了系统政治生态。
退而不休,对抗调查不知悔改
生态环保部门承担着行政审批、执法处罚、环保督察等重要职责,一些别有用心的商人老板试图以“围猎”环保系统领导干部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何发理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固然有交友不慎被“围猎”、制度执行不严格等客观因素,但究其根本,是其心中无党、心中无民、心中无责、心中无戒。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何发理想的不是收敛收手,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一直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掩盖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逃避党纪国法惩处。其间,他通过操纵和持有多个他人名下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来掩饰、隐瞒赃款的来源和性质。
2013年2月,何发理被任命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这次职务调整让他倍感庆幸,“这下可以放心了。”也许是觉得离开重要岗位后问题不易暴露,也许是长期养成的侥幸心理驱使,在种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何发理的手越伸越长,仍然利用其在环保部门工作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通过向其他公职人员打招呼的方式为他人办事,非法收受财物。
陕西一家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景某是何发理交往20多年的“朋友”。多年来,为了能牢牢攀住何发理这棵“大树”,景某以各种方式投其所好。一直到何发理卸任省环保厅厅长、甚至退休后的三年时间里,景某都不忘逢年过节给“老领导”送上红包,寄希望能充分利用何发理的影响力、为自己获取更大利益。2020年12月,景某再次给何发理送来20万元,这是何发理最后一次收受贿赂。此时,他已经正式退休三年。
事实上,在这次收受贿赂前,何发理曾有过隐隐不安。2020年9月,商人高某某涉嫌行贿犯罪被立案调查。何发理与高某某并不陌生,多次收受过高某某所送钱物,他不但没有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和高某某之间不正当经济往来问题,反而处心积虑地将高某某所送的两个装有大额现金的密码箱交给其他商人代为保管。
即便如此,当面对景某送来的20万元时,何发理仍照收不误。他甚至幻想,“退休就是平安落地了,可以把在职时收的‘存货’拿出来置办房产,保值增值‘滚雪球’。”
不收敛不收手,过了退休的点,迈不过跌倒的坎。何发理自2017年退休后,使用违纪违法资金在多地购置房产13套,通过将产权登记在亲友名下,掩盖自己实际持有的事实。
如意算盘打得再好,在党纪国法面前,最终只能是黄粱一梦。经查,何发理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000余万元。其中,其卸任省环保厅厅长直至退休8年间,仍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880余万元。
不能正确地看待手中的权力,栽大跟头是必然的。“有了权以后,忘乎所以。把组织的忠告置若罔闻,把党纪国法当成摆设,使自己的一生化为泡影。”从38岁时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到68岁时以一名犯罪分子的身份“收场”,何发理一步步腐化堕落,最终走进高墙铁窗。
薄连根:内蒙古自治区供销社原党组书记兼理事会主任,曾任乌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现已查明,薄连根存在玩忽职守、收受巨额贿赂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武志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曾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调查发现,武志忠存在贪污、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金昭: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曾任满洲里市副市长、扎兰屯市委书记。经查,金昭存在收受贿赂、礼金和违反外事纪律,参与境外奢靡活动等违纪违法问题。
5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了自治区供销社原党组书记兼理事会主任薄连根、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武志忠和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等三起腐败案件,以案明纪,以儆效尤。
此前,根据相关规定,任免机关分别给予或批准给予薄连根、武志忠、金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他们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薄连根、武志忠、金昭三起案件是典型的领导干部奢靡变质、腐化堕落、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案件,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影响重大、触目惊心。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薄连根、武志忠、金昭从地厅级领导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巨大的人生反差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去认真反思,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警示。
信念动摇、信仰缺失、精神缺“钙”,使他们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翻开薄连根、武志忠、金昭的成长履历,可以说,他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也曾经有过勤奋上进、努力工作的昨天,他们本应该不辱使命,认真尽责,善始善终走完美好人生,然而他们却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
薄连根在检讨材料中写道:“自从提任副市长之后,我就没有认真参加过政治理论学习,把中央的政策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当成耳旁风,一吹而过,发展到后来,我每天连报纸都不翻不看,反而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感到新奇,甚至追捧奉行,以至于丢掉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本色,自己没能顶住诱惑、守住底线,蜕变为人民的罪人……现在冷静分析,原因是自己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在武志忠心中,早已没有了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仰,没有了人民群众,没有了党纪国法。他把住所内的一间屋子专门装修为佛堂,四壁用黄色绸缎装裱过的架柜上供奉了近百尊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佛塔、佛画,每天把念经拜佛当作必修功课。武志忠还热衷于研究阴阳八卦,俨然把自己当作易学大师和风水先生,经常去帮一些企业老板参禅悟道,测算风水,指点迷津。办案人员在清查武志忠的储藏室时发现,储藏室三面墙的柜子里也全是他收藏的佛教用品。然而,在供奉佛像的柜子下面,武志忠却存放着近百张不堪入目的黄色淫秽光盘。
金昭也曾经是个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干部,他撰写的近百篇学术论文,曾在国家一、二类刊物和大学期刊上发表,他还是北京某高校的客座教授。然而,随着成绩的取得,职务的升迁,金昭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逐渐放松了思想改造,丢弃了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这些天,我不断地反省自己,一次又一次心如刀绞。犯罪的原因是我主观上放弃了思想改造,对党的誓词、对党的宗旨意识、对党纪党规意识淡化,平时学习不够。”
官僚作风严重、法纪观念淡薄,胆大妄为、心存侥幸,使他们一步步走向深渊
古人说:“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他还强调:“没有纪律是不行的。”薄连根、武志忠、金昭正是在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作祟下,作风霸道、目无法纪、心存侥幸,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官僚特权思想在薄连根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在他看来,自己作为“位高权重”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应该说了算、定了办。他专横跋扈、刚愎自用,把违背程序个人决断当作敢作敢当、有魄力的表现;把大包大揽、轻率表态看成是有能力的象征。在他分管范围内,每次研究讨论问题,无论大事小情,薄连根根本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对于不同声音,薄连根认为这是在挑战他的权威,轻则训斥,重则痛骂,有时甚至会把持异议者直接赶出会场。市政工程招标、确定承建方等都要由他来拍板,什么制度、程序,什么监督、制约,在薄连根那里都是摆设。久而久之,“有事直接找薄市长,他说了算”便成了他分管工作领域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地位和权势,薄连根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工程开发等事项上,很少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汇报,也很少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肆意插手和干预工程项目,权力运行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展开。
一个人胆子大了,私心重了,走向腐败也就成为必然。薄连根作为分管土地、城建工作的常委、副市长,明知秀水佳园项目和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未签订三方协议,还侥幸地认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不符合规定的事情也可以‘特事特办’,不会出什么事。”于是他滥用职权,违规签批,帮助开发商免缴土地出让金,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武志忠盛气凌人、专横霸道,在包头市中级法院和自治区高级法院是出了名的,到自治区法制办担任主要领导后更是一手遮天。他常常以个人好恶来行事决断,恣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就必须照办。
武志忠常说:“我是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我就可以代表组织,我的决定就等同于组织决策。”在武志忠决定将办案经费抵押到银行,帮助妻子贷款搞房地产开发时就曾有人提醒他:“拿公款抵押办贷款不合适,那得经自治区政府批准,而且自治区政府也不会同意这个事。”但武志忠却口出狂言:“我是谁?我是自治区政府的副秘书长,我就能代表政府,我说了就算!”正是这种霸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的官僚作风,让武志忠更加有恃无恐,视法纪为儿戏,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屏障,而法律工作者的形象更与司法公信力乃至公众的法治信仰息息相关,法律工作者违法违纪,比其他人影响更坏。武志忠曾经先后在临河公安局、包头市司法局、包头市中级法院、内蒙古高级法院、自治区政府法制办工作,应该说是一名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领导干部,但却没有把自身多年积淀形成的法律素养用在执法、守法上,而是用在了违法犯罪上。武志忠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在作案之初就谋划着怎样规避法律,钻制度空子,表面上看似经过了相关程序,甚至“手续完备”,但实际上完全是按其个人意愿来行事,制度和程序反倒成了他违法乱纪的挡箭牌。无论是接受审查,还是法庭审判阶段,武志忠都心存侥幸,自我粉饰,试图用一些手段来威胁办案人员,对抗调查。
金昭在其担任满洲里市副市长以后,随着手中权力逐渐增大,他的官僚思想也开始渐渐膨胀,把党纪国法丢在脑后,高高在上、肆意妄为,或随意插手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行为,或干扰税务部门的正常税务稽查,或干预组织部门的人事任免。在金昭眼里,一切组织纪律、政策法规都抵不过其手中的权力。
“船到江心补漏迟。”在移交检察院的前一天,金昭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对找他谈话的纪委工作人员忏悔道:“我是一个从不掉眼泪,从不向困难低头的人,我今天怎么都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悔恨我没有听党的话,没有遵守党的纪律!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如果没有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我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晚年,但现在一切都晚了。抚今追昔,想到即将到来的铁窗生涯,我才幡然醒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才感觉到自由的重要、亲情的可贵。”
贪图奢靡享乐、生活腐化堕落、情趣低下,使他们逐步蜕化变质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奢靡浪费、挥霍无度必然导致国家灭亡,政权颠覆;一个领导者骄奢淫逸、生活腐化必然葬送前途,身败名裂。薄连根、武志忠、金昭就是从热衷于吃喝玩乐,沉溺于灯红酒绿,逐步蜕化变质的。
薄连根奉行的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人生哲学。他平日里喜欢和商人老板交朋友,那些围绕在薄连根身边的开发商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或以金钱为诱饵、或以娱乐为纽带,主动与薄连根拉关系、套近乎,迎合他的需求。薄连根在大小老板们的簇拥下,经常出入星级酒店、公馆会所,在吃喝玩乐中腐蚀着自己的灵魂。据许多知情人讲,薄连根平时很少回家吃饭,而且接受老板们的宴请只喝茅台酒,一桌宴席上万元是常事,一晚上消费几万元也是常事。薄连根曾经让人一次就给他送上10箱茅台酒。薄连根在检讨材料中写道:“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当了盟市级领导后,经常洽谈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项目,出入的是装潢考究的高档场所,接触的是出手阔绰的商人富豪,宴席上摆的是珍馐佳肴和名贵烟酒,渐渐地,自己不仅身体醉倒在觥筹交错的酒桌上,思想也慢慢迷失在酒绿灯红的花花世界里。”
人不能把奢侈带入坟墓,但奢侈却可以把人送入坟墓。武志忠的住所装修得如何豪华气派、富丽堂皇自不必说,单是打开武志忠在北京、呼市的几处储藏室,就会令人瞠目结舌:成捆的现钞、金条、银条和各种翡翠、玛瑙、鸡血石、象牙、瓷器古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专案组组织十余名干警,仅对涉案物品进行清点就耗时将近一个月。武志忠的奢侈无度还体现在其妻子身上,据当事人自己交代,有一次他们夫妇入住北京某高档酒店,在酒店一楼工艺品店,武志忠妻子看好一些首饰,当即就包下一个柜台里的全部饰品。案发后,检察机关共扣押冻结武志忠个人家产价值4000余万元。公诉机关算过一笔账,以武志忠案发前的工资收入计算,挣这笔钱需要300多年。
金昭生活上追求贵族化,沉迷于轻歌曼舞,把每次出国访问考察当成了个人游玩、挥霍奢侈的契机,频频出入境外色情场所,变成温水中青蛙,身临绝境却浑然不觉,完全丢掉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品格。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奢靡享乐之风盛行,不仅腐蚀干部群体,败坏政府的形象,而且损耗党的公信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社会风气带来不良的示范和影响。薄连根、武志忠、金昭案件警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沉湎于奢靡享乐,势必走向反面,自毁前程。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记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党内职务所赋予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严以律己、清正廉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坚决抵制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高雅的生活情趣,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