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意谓四面合围而猎，又称狩猎、打围。古人狩猎，首先要掌握动物的活动规律，然后提前布好诱饵、陷阱，伺机合围，这是人类最早掌握的基本谋生技能。

当下，“围猎”花样翻新，披上了各种外衣，仍频现社会生活中。比如，某些不法商人处心积虑成为猎手，某些领导干部不知不觉沦为猎物，最后落入陷阱、无法自拔，以致失去自由、家庭和前途。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原书记侯新华就成了这样的“猎物”。2017年8月10日，云南省纪委发布消息，宣布对侯新华进行纪律审查。日前，侯新华接受了有关采访，55岁的他满头白发，声声叹息中，这名傈僳族汉子痛心疾首。

小学三年级才学会汉语，受惠于党的民族政策才走出高黎贡山的偏远山村；组织悉心培养下，36岁官至副厅，随后主政一方；曾担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云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本应谋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他却因一念之差，一步错，步步错，终成千古恨，留下深深惋惜和沉痛教训。

白驹过隙：愁人知夜长

——从“没收过一针一线”到“犹抱琵琶半遮面”般收礼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当看到大门紧闭的那一刻，我才切实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是真的断送了。”侯新华承认，他过去很少自我反省，接受组织审查后的100多天，成了他自省与反思最多的时候，“生命中五十多年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断地回放。”

侯新华出生在怒江大峡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里是傈僳族聚居区。村落坐落于陡峰半山腰上，“山高坡陡水流急”的环境让他至今都很害怕，“总觉得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江中喂鱼”。所以，侯新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司机。“毕竟司机不用那么辛苦地走路，只要开着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尽管环境艰苦，但侯新华的童年依然是幸运的。当时，有很多响应国家号召的有志青年在他们那里成为支边教师，他们奉献出青春热血和知识才华，让像侯新华一样的少数民族同胞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

1980年，侯新华顺利考上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大学生。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云南省民委工作。1992年，组织任命他为云南省民族中专学校副校长，这段时间也成为他事业成就感最大的时期。“从早上6点30分学生出早操，到晚上22点30分学生休息，我都和师生们一同忙碌，感觉就像个陀螺似的，从不知疲倦，当时最美妙的声音就是起床号。”侯新华说，“当时我只想拼命工作，把学校管理好，没收过一针一线，也从没想过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1999年，侯新华36岁，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被任命为怒江州副州长，成为一名厅级干部。当时的他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个在省级机关成为正处级干部的、第一个进入厅级干部序列的——这让他充满了自信。当时，某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在工作、生活中要把持住自己，二是保持低调，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当时觉得做到这些轻而易举。现在想来，‘糖衣炮弹’腐蚀的就是这些不以为然。”他说。

事实证明，对于“糖衣炮弹”的进攻，侯新华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担任怒江州副州长期间，他收到了第一个红包。“有一年过节，有个分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2000块钱，当时我坚决拒绝了。他很尴尬地说：‘州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啊，其他分管领导也都送了，如果您不收，别人知道了会说我送个过节祝福还一碗水端不平，以后如何工作？’”侯新华说，当晚这名同志迟迟不离开，最终侯新华也不想继续尴尬下去，更不愿因回绝而影响同事感情失去支持，所以就收下了。

当时，侯新华一个月的工资才1300块钱，2000元的红包让他心里很忐忑，纠结了很久。但之后，他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于是变得心安理得，欲望之门就此打开了。

随着职务的升迁，送红包的人员范围大了，礼金数额也越来越大。他也曾想过让对方拿回去，但因对方没有提出请求，只是希望认识一下，他就“笑纳”了。“这种交往方式，看似没有求助，但实际上是放长线钓大鱼，时间隔得长了，礼收得多了，之后再提要求就难以拒绝了。”

从最初当一名司机的梦想，到收下第一个红包，侯新华经历相对简单。小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顺利考入大学，没受过大的挫折；之后历经不同岗位，但没在基层吃过苦；仕途平稳坦荡，职位越升越高。这顺利的一切，反而让他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对于收礼受贿产生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

“当初要拒绝就该拒绝到底，不应左右为难，正是这种扭捏害了我。”侯新华悔悟道。

丢盔卸甲：遭遇人生“滑铁卢”

——从老板的“老大哥”到商人的“囊中物”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

在怒江当地很多老板眼中，侯新华是讲义气、重感情的“老大哥”——只要不太麻烦，他都会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忙沟通、联系。心安理得，是侯新华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意思是“自信事情做得合理，心里很坦然”。

“我帮他们打招呼，事后很多老板也会对我表示感谢，我觉得心安理得，毕竟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绝大部分商人都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他们给我送钱，我帮他们办事，这种礼尚往来也并不违背什么”；

“这是双赢之举，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也帮助了别人，成全了自己‘地方父母官’的美名”……

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及时收手，反而自我安慰寻找理由，直至肆无忌惮。收受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回扣359万余元；收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送存有215万元银行卡一张以及人民币现金64.8万元；收受某房地产公司所送钱物合计139万余元；收受某矿石老板所送象牙工艺品2支；收受豹子皮一张……翻开侯新华案件的卷宗，一组组记录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难道就是侯新华口中的礼尚往来，让他心安理得？

事实上，彼时的侯新华已经在权钱交易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迷了双眼。而楚雄州的另一些商人使出的“围猎”术，更是让其着了道，无法自拔。

“以往打交道的商人多数是直接请我帮忙，帮忙后再作出表示。忙帮完了，大家各取所需，合作也就结束了。但他们则是更多的与我聊之前的项目、各种趣事、吃喝玩乐，仿佛只是想与我关系更近一些，其他的事情从来不提。”提到这些老板，侯新华悔恨地说，他本想将争取来的这些商人投资做成人生中最大政绩，却成了最大的败笔。

回想他们“围猎”的全过程，其间侯新华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圈套。然而，他在矛盾中不断进进退退，一边犯错和害怕，一边心安理得安慰自己“那都不会是问题”。

“漫不经心的交往中，打探我的各种信息，便于投我所好”“让我感觉自己是他们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为他们奔走”“母亲在省城做手术，我连秘书长都没有告诉，但这些商人凭借他们特有的‘嗅觉’，竟然打听到了，到宾馆看望、送上了两万元钱”……

“围猎”时，这些商人会让多名女老板与侯新华接触。“与这种儒雅气质的美女老板交谈，软侬细语，十分悦耳，令我感到心旷神怡。难怪古代文人墨客身边常有几名红粉知己。”就这样，侯新华在灯红酒绿之间将纪律和规矩抛之脑后，一次次倒在了温柔乡……

之后这些“老板”提出请求，希望在项目推进方面得到支持。侯新华便不顾实际，强行推动下属县市与该企业项目合作。“当时几个县曾对项目及合作模式有质疑，参与积极性不是太高。于是，这些商人就提议让我出面联系一下。”侯新华说，“当时为了全力推进项目，还调整了两名推进不力的干部，让他们换岗‘历练’一下。”

部分项目重复开工、开工即停工，动辄百亿元的项目加重了所涉几个县市政府的债务风险；为一己之私，置组织原则于不顾……可见，已经成为“猎物”的侯新华，利令智昏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这一作风，也引发楚雄州不少干部的不满。

人怕的不是做错事，可怕的是做错事以后还一错再错，更可怕的是做错事后还盲目自信没有错。“自己却盲目地自信能常在河边走从不会湿鞋，自信自己能凭一己之力应对好这一切。”侯新华后悔不已。

痛定思痛：哀之更应鉴之

——从“欺骗组织的悔恨”到“伤了母亲、毁了媳妇、害了儿子”

“肠子都悔青了、肝都悔疼了……”侯新华试图想出更多的词描述他欺骗组织后的悔恨。据办案人员介绍，在云南省纪委初核组与其谈话的12天当中，侯新华与初核组人员软磨硬泡，发誓赌咒，装疯卖傻，指着谈话人员破口大骂，拒不交待问题。

2017年7月底至8月初，专案组与侯新华谈话期间，他虽口口声声说自己没事，但内心十分恐慌。办案人员介绍，侯新华把电话卡毁坏、扔进了滇池，还将别墅里的监控存储硬盘取出来销毁。并安排其子购买了10部老款手机以及10张电话卡，交由其家人、驾驶员等人用于与其联系，商议转移物品等事宜。

在此期间，侯新华安排其子将家中的现金以及手表、玉石等贵重物品转移至昆明市某朋友的家中。经对上述物品进行查验，共计现金人民币332万余元，美元6万余元，港币30万余元等。另外，还有名贵手表10块，玉石饰品25件，以及大量名贵烟酒等礼品，分散转移到多个朋友亲戚家中。

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是侯新华的一大特征。他曾多次在大会上讲反腐倡廉，信誓旦旦地说“凡是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来楚雄办事都不要理会，并把他抓起来送到公安局”，私下里却贪污腐化。

讽刺的是，2017年6月底，在感到因自身的违纪问题可能被组织调查后，侯新华还带领楚雄州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云南省纪委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并在现场作了一番讲话。结果，此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被宣布接受组织审查。

“我的老母亲一直以我为荣，如若知道我做的这些错事，定会给她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个问题，是我进来后想得最多的，也是悔得最多的。”侯新华回忆说，上小学时，有次作业本和铅笔用完了，母亲知道后，天没亮就背着八十多斤蚕豆，翻山越岭步行几公里到县城去卖。蚕豆八分钱一斤，八十多斤能卖六块多钱。县城一顿热乎饭卖一毛钱，一个作业本也是一毛钱。为了买作业本，母亲没舍得买份热乎饭，就着凉水吃了出门时带的饭团。“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会心酸掉泪。”

侯新华当了厅级干部后，每年春节回家，他的母亲都提醒说：“家里吃穿住行用的都够了，千万不要拿人家的东西。”刚开始几年他还牢记这些教诲，但随着职务升迁和思想松懈，就将其当成了耳旁风。“觉得那是老一辈的为人处世方法，我不一定要遵守。”

背后为他默默付出的除了其母亲，还有其妻子。“我爱人是我初中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80年代的大学生。”在侯新华眼里，其妻子是极其明事理的人。“当初我俩在一栋大楼里上班，她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怕对我影响不好。尤其是我去怒江工作后，两人聚少离多，她要养育小孩，照顾家庭，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在侯新华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么多亲人为他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然而，换回的却是什么？是他越来越盲目自信、骄傲自大，是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是他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自私自利！

侯新华儿子就读于昆明市某学校，但因成绩不好，求学很不顺利。大学毕业后，其子因为工资低，受别人鼓动，决定做生意。“儿子不成器，对他影响很大。由于老婆孩子长期不在身边，没有教育好儿子，基于补偿心理，他会处处帮着他。”办案人员介绍说，其子瞄上某铅锌矿后，通过买进卖出一转手，就赚到了近400万元。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下子办成这么大的事，只需他爸的一个电话。

儿孙自有儿孙福，人生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如果当初让他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用溺爱来弥补对他教育上的疏忽，哪怕孩子工作辛苦些，但他的生活慢慢也会有起色，不至于今天和我一起接受调查。”侯新华说。

 采访结束后，在为侯新华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思考更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领导干部“落马”的原因，正是由于没有抵制住“围猎”。现实中，很多“围猎”正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隐藏在看似温情脉脉的情谊中，逐步让领导干部放松警惕、丧失原则。因此，领导干部应格外注意自律、慎独慎微，与他人的关系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才不至于“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本报记者 程威 何咏坤）

近日，因挥霍浪费村集体资产，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纪工委对马峙村多名村干部作出处理，其中党支部书记卢林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村民委员会原主任李昌启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村监会原主任李昌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事情还要从2017年6月说起。根据椒江区委统一部署，区委农村基层作风第五巡察组对章安街道马峙村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巡察。刚一进驻，巡察组就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马峙行政村下辖的里岸和外岸两个自然村对各自所在自然村实施管理，村账也各自独立，并都有自己的财务管理人员。

随着巡察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浮出水面：2013年以来，马峙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村级公务“零接待”制度，多次违规列支招待费、香烟费、餐费等，其中马峙行政村违规列支40次，外岸自然村违规列支22次，而里岸自然村违规列支次数竟然达到278次。

接到问题线索后，章安街道纪工委迅速启动核查工作，很快，马峙村村两委挥霍浪费村集体资产的违纪事实被查明。经查，2013年到2016年期间，马峙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李昌启、村监会原主任李昌志及其他4名里岸自然村村干部以办理村务为名，多次在村集体资金中违规报销餐费、车费、香烟等费用59897.5元，村党支部书记卢林长对挥霍浪费村集体资产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对此，章安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专门成立追缴工作小组，通过协商追缴方案、开展账目核定、进行个别谈话、冻结工资发放等方式，第一时间追缴马峙村村干部违纪违规所得59897.5元。

同时，针对马峙村存在的问题，街道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力量在全街道开展检查，尤其是加大对各村三资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目前全街道自然村的村账镇管工作已经得到落实，从制度层面作好了风险防范工作。(台州市纪委监委)

2018年3月26日，宁波市奉化区委基层作风巡察组进驻萧王庙街道云集村开展农村基层巡察。巡察中，一张涉及人数19名，涉及资金54余万元的“补偿赔款发放清单”和一张名为“土地开发项目补助款”的现金支出单，引起了巡察组的警觉……

一张补偿清单引出的疑问

为什么在这张“补偿赔款发放清单”中记录的领款人和经办人员都是村干部？为什么与“2000元以上款项原则上实行银行转账结算”的规定不符？带着疑惑，巡察组向该村党小组组长葛启定提出到农户家进行现场核实。葛启定眼角露出一丝闪烁，神情有点紧张：“这19户不是本村村民，而且造田项目中涉及的全部是集体山，不是村民的，不用找人进行核对。”

对于葛启定的回答，巡察人员马上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玄机，为什么这笔钱是现金直接领取？既然是集体山，却把这笔补偿款分发给了19户村民？发放的对象为何不是本村的村民？

巡察组分析，这极有可能是一起以造假形式把钱套取出来侵吞集体资产的犯罪行为。

一份会议记录露出的端倪

带着一系列疑问，巡察组随即对涉及这一征地补偿项目的所有材料进行全面排查、梳理、核对，终于在翻看会议记录时发现一些端倪。

通过对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一核实后发现，这是一份由党小组组长葛启定指使村会计篡改过的会议记录。原村民代表仅通过了造田项目由谁来实施，但这份捏造的2011年3月29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中，不但明确了将该村约30亩山地租给一位包工头葛尧均用于造田，还增加了租金、价格、时间的记录。

这使巡察组更加坚信这份清单中所隐藏问题的严重性，如何找到更多实质性证据，是拦在他们面前的难题。

一份租赁合同作出的印证

为了不打草惊蛇，巡察组先对其中一位包工头葛家雄进行谈话。

蹊跷的是，在谈话中，葛家雄竟然拿出了一份租用30亩造田土地的合同，并称“我与村里签订过土地租用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造田补偿款应该给我，于是我伪造了19户村民补偿款领取单，你们看看。

这突如其来的合同上，既没有签订日期，也没有加盖公章，而且字迹潦草，巡察组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在仓促之中完成的假合同。

为了能让他们说出事情的真相，巡察组决定从合同签字人云集村石桥党小组原组长葛满海身上突破。起初葛满海存在侥幸心理，试图辩解，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能瞒过去就瞒过去。

最后，通过巡察组的利弊分析，葛满海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伪造的合同，“今天一早，葛启定、葛家雄俩人拿着一份合同来找我，叫我在合同上签字，他们说如果有了村里签订的合同，承租方就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得到补偿款，碍于情面，我就在合同上签了字。”

至此，整个商量造假合同的经过浮出水面，巡察组已掌握基本的违纪违法事实材料，并立即将该问题线索移交给区纪委区监委。

经区纪委区监委调查核实，农户补偿清单牵涉到的54余万元款项中的16余万元是实际发放到农户手中的。葛启定、葛家雄、葛尧均等人在未经云集村村两委会或村民代表会开会表决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提交伪造的农户名单及向农户承包土地协议的方式，将应归属云集村村集体所有的38余万元土地开发项目补助款占为己有，已涉嫌职务侵占罪，移送公安机关。云集村有关干部也交代了收受葛家雄等人送的现金或者香烟等问题。目前已刑事立案4人，党纪立案7人。(宁波市纪委监委)

违纪问题通报

2018年5月25日，福建省屏南县纪委监委通报了1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经查，2017年5月24日至26日，屏南县人社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主任张宝清和该中心工作人员周经纬到南平市建阳区参加全省城乡全面参保登记工作调度会，会议期间周经纬私自驾驶公车到武夷山游玩，张宝清知晓后未予以纠正，并在会议结束后，与周经纬一同前往武夷山市九曲溪景区游玩。

2018年5月25日，屏南县纪委监委给予张宝清党内警告处分，县人社局给予周经纬记过处分。

●事件回顾

2017年5月25日，福建省城乡全面参保登记工作调度会在南平市建阳区召开。24日，该省屏南县人社局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主任张宝清乘坐由周经纬驾驶的公车从屏南县前往南平市建阳区报到。5月25日上午，周经纬因无需参会，便私自开公车出去游玩。张宝清获知周经纬已前往武夷山市，不仅不制止，还叫周经纬不要急着回来，自己下午乘车前往武夷山市游玩。当晚，张宝清乘坐周经纬开的公车从武夷山市返回会议地点。

5月26日上午会议结束后，张宝清和周经纬在返程途中拐道武夷山市九曲溪景区游玩，游玩费用由二人自理。5月27日，周经纬把差旅费及车辆过路费报请张宝清签批后入账列支。

●查处经过

2018年年初，福建省屏南县纪委督查组开展元旦春节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督查。工作人员在对屏南县城乡社保中心进行督查时发现了一张从九曲到屏南的过路费发票。

“九曲是武夷山风景区的高速收费口，开会返程怎么会从风景区上高速呢？”督查组工作人员当场向张宝清询问。

“为了送两个参会的同志到动车站，我们九点左右到武夷山东站，当时我们发现车胎漏气了，并且备胎和原车胎的尺寸不一样，就想找个修车店补胎。因为武夷山东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所以就去了武夷山风景区附近。”张宝清编了个理由，企图蒙混过关。

然而，督查组在查验票据时未发现修车的相关发票。

“对于发现疑似顶风违纪的问题线索，必须深挖细查！”2018年4月16日，屏南县纪委监委就张宝清疑似存在外地参会结束后改变行程前往景区的问题，成立核查组，前往县城乡社保中心了解相关情况，并要求张宝清对这次公务差旅进行说明。

“我个人认为去九曲溪景区是自费的，所以没有向督查组说明，便以修车为名向督查组解释了从九曲上高速的原因。”张宝清说。

第二天，核查组找周经纬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组织教育，周经纬承认了他在开会期间私驾公车去武夷山市，以及会后返程途中前往九曲溪景区游玩的事实。核查组再次就上述有关问题向张宝清作了解。张宝清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如实向核查组陈述了其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的违纪事实。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系列行为已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存在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的违纪问题，并且事情发生后没有在第一时间向组织陈述事实。今后我一定痛改前非，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张宝清在检讨书中写道。（黄莹 周春霞）

“我曾因买房缺钱向某房产公司工作人员借款6.8万元，现在我已经通过支付宝转账还清了这笔借款……”今年3月，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收到了一份驻区发改局纪检监察组关于区发改局工作人员郎筱鲁与某房产公司工作人员借贷关系说明的调查笔录。然而，对于笔录的内容，第二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心存疑问。

在通过初步的信息核实后，更加深了该工作人员质疑该笔录内容真实性的想法。“郎筱鲁有十多张信用卡，近两年的还款记录高达100多万元，加之几年前他已经购买房产，不大可能为了再次买房而借钱……”

在这之后不久，一条区发改局工作人员郎筱鲁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移交到了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

这正好印证了办案人员的疑惑。经过线索初核确认，第二纪检监察室发现郎筱鲁与多名房地产开发商来往密切且欠下上百万元的信用卡债务。为此，富阳区监委立即向上级监委报请启动留置措施。

4月4日，富阳区监委对区发改局价格与收费管理科（以下简称价费科）工作人员郎筱鲁进行了监察调查。而1988年出生的郎筱鲁也成为富阳区监委成立以来被查处的最年轻的公职人员。随着案件调查的逐步深入，郎筱鲁的违纪违法问题被一一揭露。

令人唏嘘的是，推动郎筱鲁走向违纪违法犯罪道路的魔爪竟然是赌球。

“从大学开始我就喜欢足球和篮球，算是资深的球迷，接触网络赌球之初只是为了看球赛的乐趣。但尝到甜头后我开始盲目自信，认为找到了一条不错的生财之道，没想到最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欠下了百万元债务……”郎筱鲁交代，自2012年开始他接触网络赌球，从一开始的50元、100元投注到之后的500元、1000元投注，郎筱鲁已经从球迷变身成了赌徒，疯狂时甚至一个上午输掉二三十万元。

然而，这名“赌徒”却身处重要岗位，一直是商人们伺机“围猎”的对象。

2016年底，国家出台房产限价调控政策，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在楼盘销售前必须到发改局价费科进行价格备案。往日清水衙门似的价费科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作为科室的业务骨干，与房地产开发商具体对接、与上级部门工作衔接等工作几乎都落在郎筱鲁身上。在当下房产限价调控政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郎筱鲁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争相“围猎”的对象。

面对糖衣炮弹，郎筱鲁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抵御能力，从接受宴请、出入娱乐场所，到逢年过节收受消费卡，他乐此不疲。在一声声“郎科长”“郎局长”的吹捧声中，郎筱鲁感觉自己大权在握，私欲逐渐膨胀。

而赌球，加速了这名年轻干部的腐化。“他欠债太多了，只靠工资收入肯定是还不起的，于是就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谋利。他以各种理由向开发商借钱，甚至在借款无法偿还的情况下，通过索要房号倒卖以归还借款。”办案人员说。

2017年，富阳的一手房市场出现“一房难求”现象，炙手可热的房号成为稀缺资源，社会上倒卖房号“捞一笔”的传闻让郎筱鲁内心骚动。此时的他正被高额债务逼得走投无路，迫切地需要资金缓解财务窘境。

于是，他想到了通过为他人在房产价格备案等方面提供便利，换取楼盘房号，然后再倒卖房号的方式营利。

在房产公司工作人员和房产中介的帮助下，郎筱鲁持有的某楼盘的房号卖出了20.74万元的高价，郎筱鲁从中获利6.8万元，这笔钱迅速被其用于抵销债务。

2018年4月28日，郎筱鲁被开除公职，并依法移送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刘珺）

2018年5月18日，随着法槌的一声落下，松阳县火化殡仪馆原副主任周学鑫因挪用公款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到此，一位80后的单位中坚力量的脚步止于这一天。

一次偶遇敲开“理财”路

1986年出生的周学鑫， 2010年9月入职松阳县火化殡仪馆，2013年11月任松阳火化殡仪馆副主任，协助主任管理殡仪馆各项工作，2014年12月接手负责殡仪馆的营业款收入保管和上缴财政专户工作。

“这个‘惠金卡’还含理财功能，只要开卡时存入5万元以上就能自动激活理财业务，卡内资金会自动转入理财产品‘如意天添利’中，而且按日计息利滚利，随时支取，收益远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接手营业款保管工作不久，周学鑫偶遇一银行朋友，闲聊后让他“动心”，打起了“借鸡生蛋”的小算盘。

2014年12月29日，周学鑫怀揣57300元现金来到朋友所在的稠州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并激活理财业务，踏上了“坐收渔翁之利”的公款理财之路，当然，其中有“47300元”就来自他保管的殡仪馆现金收入。

除出差在外，周学鑫每天下班前都与同事结算当天的营业收入，几天下来，周学鑫就将上万元的保管现金陆续存入自己的理财账户，要上缴财政专户时再取出。

尝到理财“小利”后，周学鑫还私自改变上缴财政专户的规定，由如数上缴已开票据凭证和收入金额，变成只缴部分票据凭证，达到少缴款或拖延缴款，以获得更多理财利息。

至2016年12月11日止，周学鑫先后共计49次将殡仪馆殡葬服务收入199.9万元的现金存入自己的“理财金库”，获利约5000元。

周学鑫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我总以为只要我不贪不占这笔钱，如数上缴，就不是什么大事。”

公款“巧算”俨然“提款”机

周学鑫的父亲与亲戚长年合伙投资经营宾馆，部分年分红也会常常贴补周学鑫的生活。2016年，其父亲通过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资，又在金华与亲戚合伙投资新宾馆。为节省民间借资利息，身为儿子的周学鑫向银行申请信用贷款，用于父亲投资宾馆、归还民间借资。

一时间，父亲的贷款，自己的房贷、车贷及生活日常等各项开销，压得周学鑫再次将目光“锁定”在手头保管的现金收入上。

“用保管的现金收入归还部分贷款，能减少信用贷款利息支出，可以节省一笔钱。”获知温州银行贷款可以随借随还，且按日计息，2016年11月9日，周学鑫将所保管的殡仪馆现金收入凑成大额，存入温州银行，通过手机网上银行操作，归还部分贷款，减少利息支出。

数字的变化直接刺激人的欲望膨胀，于是后来的做法就“顺理成章”了。

在父亲有贷款需要时，周学鑫向温州银行贷款，转身将手上保管的现金收入凑整存入，归还贷款，周而复始。要上缴财政专户时，周学鑫先计算手头保管的现金金额，对应上缴的差额部分，向温州银行贷款，依旧将保管的现金收入凑整，归还贷款，乐此不疲。

“殡仪馆日常收入较大，而且都是现金收入，本人利用了单位领导的信任和监管的盲点。”周学鑫在庭审现场这样说道。

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的五个月期间，周学鑫先后17次将殡葬服务收入共计47.42万元用于还贷。

瞒天过海难逃法网恢恢

正所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总以为能按数补齐上缴财政专户，就可以高枕无忧；总以为自己不说出挪作他用，就可以无人知晓。

2017年4月，县委巡察组进驻县民政局，周学鑫得知要对下属单位延伸巡察，他慌了，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一边补齐还贷资金，如数上缴现金收入，一边主动前往松阳县监委投案，交待用公款还贷的事实。

“在反腐高压态势下，竟还有人频繁将公款私自挪作他用，必须查清事实、严肃查处。”松阳县纪委监委负责人立即指示依法成立核查组展开核查。

核查组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通过调取相关的资料、凭证，经过大量的核查比对，发现周学鑫在挪用公款还贷的犯罪行为之外，还涉嫌挪用公款购卖理财产品的犯罪行为。这说明其投案后没有全部交待清楚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

2018年1月，松阳县监委对周学鑫实行留置措施，随着调查的深入，最终，周学鑫挪用公款另作理财的案情也浮出水面。

“挪用公款理财还贷和权力缺少约束有直接关系，要加强对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严肃财经纪律，织牢制度的笼子，让权力时刻受到约束，让权利行使在阳光下。我们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县纪委监委该案负责人表示。（丽水市纪委监委）

在杭州市纪委，有一份特殊的调查案卷，案卷的主角曾是一名人民警察，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的调查，也有过在歹徒面前英勇无畏的光荣事迹。如今，他却知法犯法，倒在糖衣炮弹面前。案卷的主角，正是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原党委委员、刑侦大队大队长——诸葛敏。

2017年9月，杭州市纪委监委派驻杭州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江干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大队长诸葛敏涉嫌违纪违法。驻局纪检监察组经过初核后，决定对诸葛采取禁闭措施，并对其涉嫌严重违纪问题予以立案。

走入政商关系雷区迷失本心以权谋利

“工作很努力，但胆子太大。”在执纪审查过程中，纪委办案人员对诸葛敏的印象，除了业务精干、反侦查能力强，剩下的就是贪婪。尤其是在晋升为党委委员，刑侦大队长后，更是有一种“无畏者无惧”的心态。

经江干区纪委监委调查表明，诸葛敏不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还违反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以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此前，诸葛敏曾是系统内的先进典型，工作勤恳，敢拼敢干、能吃苦获得过很多荣誉。

然而，曾经的工作成绩不能成为贪腐的理由。2013年，诸葛敏在城东派出所担任所长期间，认识了老板黄某。黄某在城东派出所辖区内开了一家棋牌室，因为从事的行业是公安机关特殊管理行业，于是，他开始公关诸葛敏。经常一起出入餐饮店、娱乐场所，甚至外出旅游。当然，这些开销基本都是黄某埋单。

“他觉得可以进一步控制和支配黄某，两人谈不上真正的朋友。”据办案人员介绍，凭借手中的权力，诸葛敏对黄某平日里耀武扬威，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2013年下半年，诸葛敏出资50万元，要求放在黄某处放贷收息，月息高达5%。后来因为黄某资金紧张，利息支付一度中断。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间，诸葛敏实际共收受黄某支付的利息56万元。

此事之后，诸葛敏认为，既然外快赚得如此轻松，又何必再费心工作呢？于是，他开始醉心于“钻研”这种生财之道。他在忏悔书中这样写到：慢慢地抵不住外面的各种诱惑，看到一些有钱的私人老板，开好车、穿高级衣服、天天进入高档的场所，而对比自己，平时天天在单位加班，做得那么辛苦，却得到的报酬这么低，这使自己的金钱观、权力观发生了重大扭曲。自己也应该过这种生活，要追求物质享受、要比别人过得好。

2017年4月，诸葛敏和卢某（另案处理）、黄某合作投资蓝创园公寓、食堂项目，约定诸葛敏和卢某各投资80万元，三人均分了黄某名下的50%股份。截至案发，该项目尚未有营利和分红。

安插亲信管理财务私设公款“小金库”

在诸葛敏案件中，辅警孙某是一个关键角色。2014年，诸葛敏担任城东派出所所长期间，孙某是诸葛敏的专职驾驶员，是诸葛敏比较信任的下属。两人除了工作上的关系，私交也不错。所以当诸葛敏调任彭埠派出所所长时，也把孙某一起带到了新单位。

2016年6月，诸葛敏担任彭埠派出所所长，却让只有小学文化、没有任何财务管理经验的孙某负责派出所的财务管理工作，同时管理“小金库”。当然，“小金库”的资金使用都是由诸葛敏说了算。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让诸葛敏不能自持。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诸葛敏变得“高调”起来。不仅买豪车、穿名牌、拎名包，他还经常毫不避讳地出入高级酒店和高档娱乐场所。

显然，诸葛敏的正常收入无法维持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只能不停地动用“小金库”中的资金。

2016年7月开始，诸葛敏指使孙某虚构协警工资、保安费以及各种名目的补贴，从彭埠街道及下属社区骗取公款。打款时，有些通过保安公司走账，有些则直接打到了诸葛敏实际控制的银行卡上。

然后，诸葛敏通过授意孙某，将“小金库”里的钱以微信转账、银行转账、购买商场消费卡、充值加油卡等方式据为己有，合计为66.2万元。

2017年6月，就在诸葛敏调任江干区分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大队长的前三天，诸葛敏还不忘用“小金库”里的钱，购买了冰箱、电视、桌椅、衣柜等电器和家具，供自己在调任以后使用。

经法院审理查明，诸葛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66.2万元。2018年5月25日，诸葛敏因犯贪污罪，被江干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一名执法者，本来更应该模范遵守纪律和法律。可是，诸葛敏在利益诱惑和奢靡享乐面前，理想信念迷失，宗旨意识淡薄，纪法底线失守，最终知法犯法，倒在糖衣炮弹之下。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在有责、心中有戒，算好政治账、法纪账、自由账、家庭账，切莫待到违纪破法，身陷囹圄之时，悔之晚矣。